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政策，进一步拆除妨碍民间投资的各种藩篱，在更多领域让社会资本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而这也被列为今年要重点做好的工作之一。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30年来，中国社会资本成长迅速，已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于2018年对外公布，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在此以外实施对社会资本“非禁即入”。2019年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共列入事项131项，相比2018年版负面清单减少了20项。2020年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共列入事项123项，比2019年版负面清单减少了8项。上述变化体现我国市场开放程度在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进入门槛逐步降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9%，而民间投资增速仅为1%;同时，过去5年中有4年民间投资增速低于整体投资增速，显示民间投资仍有增长空间，潜力需要进一步激发。”董忠云分析称，分行业看去年全国投资增长情况，社会民生领域投资增速较快，如去年教育投资增长了12.3%，卫生投资增长了29.9%，“这些领域都是未来社会资本重要的投资方向”。

田利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资本冲击巨大。目前，社会资本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如教育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幅迅速扭转，增长较快，民间投资也相对青睐医药、计算机通讯和电子设备制造等领域，但制造业、餐饮、文旅和娱乐业等其他领域民间投资增速尚不乐观。同时，我国社会资本对于诸如芯片等高资本需求、高技术壁垒、高风险承担和长周期盈利的行业还存在畏惧之心。

董忠云表示，随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更加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感，而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生相关领域存在一定的短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补短板的空间和潜力较大，未来加大相关投入是必然趋势，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是快速推动相关领域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于进一步拆除妨碍民间投资的各种藩篱，田利辉认为，我国在绝大多数行业及领域为民间投资打开了大门，但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隐形壁垒。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领域的各类门槛应逐步降低或消除，进入国资垄断领域的附加条件应逐步取消和减少。此外，市场化的民间投资能更好地聚集资本、分散风险，助推技术发展和企业成长，我国需重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田利辉表示，促进民间投资不仅是解决“不能投”的问题，还要解决“不敢投”的问题，这就是说，促进民间投资不只是降低准入和放开领域的问题，更需要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需要政府部门高效率、高质量服务的提供，需要在用地用能、税费实践、司法保障等方面形成法治和服务意识。此外，促进民间投资还要考虑如何解决“不愿投”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加强信息共享，明确产业政策导向，公开具备成长性、引领性和未来价值产出的项目，引导社会资本乐意投资，形成“能投、敢投、愿投”的社会资本大发展态势。

在董忠云看来，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是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政策上要做到系统化且具有持续性。更多行业放开市场准入，降低进入门槛是吸引社会资本最基本的条件，后续还需要确保社会资本在融资、相关行政审批、市场化退出等方面获得足够的保障，通过系统化的权益保障体系来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意愿。而持续性一方面要求鼓励政策具有连续性，以便令社会资本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风险防控，避免盲目铺摊子，注重债务的可持续性。

谈及未来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让社会资本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田利辉认为，民间投资的变化更为市场化，社会资本结构的调整应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力量。故而，我国应推动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新兴行业、绿色环保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实际上，基于其盈利需求和风险意识，社会资本能够更好地甄别高风险行业中的潜力股，更好支持具备未来前景的新兴产业发展。(昌校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