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开局至今，江苏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上海、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一季度GDP增速全面回落，南方省份占全国GDP比重近二十年来首度缩小，从去年同期的64.7%下降到64.4%。
江苏如何应对当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稳定、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风险因素复杂多元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俄乌战争等国际地缘冲突、全球原材料涨价及加息预期……多种风险叠加，是导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体量大、产业链长、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上述风险对江苏、上海、广东等经济强省强市的影响面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增速下滑也就更为明显。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申俊喜教授认为，疫情是首要风险因素。江苏是服务业大省，增加值已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疫情对江苏服务业的冲击尤其巨大。其二，俄乌战争爆发后，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江苏是能源消费大省，目前能耗水平仍较高，由此带来的是能源成本骤升。其三，美国陷入新一轮通货膨胀，为降低通胀率，美联储不断加息，收缩资产负债表，造成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同时，中美、中欧贸易战至今未息，美欧对华关税整体税率水平仍未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江苏吸引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长。
今年一季度GDP大幅飙升的多数是能源、资源大省，侧面证明了全球能源大幅涨价对江苏等经济强省的冲击之烈。山西、内蒙古名义增速均超过20%，领跑全国，而两地原煤产量之和占全国的55%。宁夏、陕西、青海等能源大省的名义增速也超过10%。同期江苏名义增速为7.7%，广东为5.1%，上海为5.8%。所谓“北方省份增速逆转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天津、辽宁、吉林等北方省市的增速居全国各省之尾，呈现明显的分化之势，更说明了这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骆祖春表示，一季度全国及江苏经济增速放缓，必定与金融因素相关。但金融毕竟是服务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增长乏力的根源是市场主体发展放缓。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的拉动力较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出口增长15%。申俊喜分析，一季度江苏出口额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江苏在全球主要商品供应链中地位较为突出，很多环节难以替代;另一方面，江苏出口商品中，机电、电子类比例较大，附加值相对较高。
然而，即便是外贸业，今年以来所面临的压力也在加大。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远鹏认为，全球范围重要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国内供应链因疫情出现种种问题、海外市场消费力下降，也是导致江苏外贸乃至整体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的主要因素。自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粮食、锂钴锰等稀有金属价格均不断上涨，今年以来涨势尤猛，工业品生产成本因此明显上升。制造业是江苏经济的基石，大批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原材料供应不足，产销量下滑。海外一些国家地区虽已宣布“正常化”，放开了疫情管控，但疫情仍在持续，居民收入减少，预期弱化，欧洲国家能源价格上涨、非洲粮食价格上涨，消费下降，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此外，由于俄乌战争持续，2月下旬至今中国至黑海海运航线、中国与欧洲陆路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均受波及，物流不畅，面向俄罗斯及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骆祖春认为，投资、消费、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但国内投资与消费的拉动力较弱。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55.7亿元，同比仅微增0.5%。由于消费的慢变量属性，当前投资拉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凸显。
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江苏，从上海、浙江到广东，长三角乃至沿海省市都不同程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和症结。
应对：政策拉动投资 企业修炼内功
面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的困局及其风险因素，江苏乃至各大经济强省强市应如何应对?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申俊喜的看法是，未来两三个季度乃至未来一两年，各级政府应有更积极的作为。譬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新基建”投资，补新一代信息网络、大数据、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短板，激励市场消费。在已出台的减免税费等纾困解难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激励社会投资。他建议，去年以来的“一刀切”式地产调控政策应予以调整。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江苏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1%。推动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同时，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推动居民消费。
此外，他认为，化危为机，还需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江苏应针对困局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率先从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的增长路径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型，真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季度南京、苏州等龙头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最快，已体现了一种良好的趋势。为此，江苏各地还应保持去年以来的良好势头，继续吸纳全球的创新人才。
骆祖春分析，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针对疫情下国外需求不确定性增强、国内企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现实，先后推出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绿色金融支持工具等一些政策工具，使得稳健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灵活，政策发力更加靠前。江苏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居全国前列。3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1.18万亿元，同比多增1354亿元，新增额居全国第一。但是，他认为，江苏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担负国家经济的“压舱石”作用，江苏金融业还应继续凝聚政策合力，在落实省政府“苏政40条”“苏政办22条”和人民银行、外管局23条政策的基础之上，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特别是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这是拉动投资和消费的“源头之水”。
江苏省社科院社会政策所所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龙认为，在国际地缘冲突和国内疫情散发的双重压力下，一季度江苏经济增速虽未能“高歌猛进”，但也基本实现了“就业稳、物价稳、消费稳”，再一次体现了江苏经济的“韧性”。韧性，即抗风险能力，不会因为“大风大浪”而出现大的波折。一季度北方部分能源大省名义增速颇高，其实也暴露了其经济发展动力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而江苏不同。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在海内外逆境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二产、三产都保持了一定增长，这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密切关系，韧性因此显著增强。
他认为，随着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可以预见，江苏以及长三角地区未来几个季度将会逐渐迎来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但俄乌战争与国内疫情仍在持续，全球经济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对江苏经济应对复杂多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议，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居安思危，形成常态化经济风险防控的意识及预案。企业更须继续修炼内功，增强竞争力，做好应对新风险的准备。(王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