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了近期热门的“双减”问题。他表示，今年教育部把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

近期，北京延迟复课、资金监管等政策密集出台，针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新一轮监管浪潮已经形成。有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最近教委检查非常频繁。最严监管之下，教培行业何去何从?

官方表态：仍存在突出问题

“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纲超标的培训行为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培训项目收费居高，有的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的问题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精力负担。”吕玉刚在回应“双减”问题时谈道。

吕玉刚介绍，对校外培训机构，将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双减”是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近期，据几份未经证实的文件，校外培训行业将迎来一场“限数量、限时间、限价格”的三限治理，6岁之前的线上教育产品会被禁止。这引发了资本市场和教培行业的强烈反应。教育部在3月27日表示，“规范校外培训及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是常态工作，国家和地方出台政策以官方渠道发布内容为准，谨防误传形成不确切信息”。

不管文件内容是否属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风暴已经来袭。今年1月，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北京暂停了所有的线下教育培训。原本该逐渐复课的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北京继续暂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引发行业恐慌。北京市教委3月12日辟谣称，市教委已启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的工作。

但对于培训机构来说，要想复课并不容易。按照规定，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要根据疫情防控、办学标准和行为规范等要求，按照自查自评、书面申请、检查整改、公开承诺的程序，向各区教委提出申请，经各区教委审核通过后，才可有序恢复。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教委检查采取的主要是“四不两直”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直至3月19日，昌平区率先发布了首批5家允许复课的培训机构名单，此后，各区陆续放出几家允许复课名单。如怀柔区首批恢复线下培训的文圣通培训学校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申请复课时提交了区里给的大约50多项材料清单，包括疫情防控、消防、教师资质等。”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近百家教培机构复课，但相比近万家的总量仍是寥寥。且复课没过几天，3月31日，北京市教委再度发布通报，点名16家已恢复线下教学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表示其仍存在不符合工作规范要求的问题。

“此轮监管对于教培行业影响很大。现在还是排查、有序复课阶段，隔一段时间放一批复课名单出来，表明了教育部门规范培训行为的态度，不是一刀切。但是对于一些机构来说，要是不规范、防疫措施不力等等，很难通过审查，只能什么时候弄好了才能复课，很有可能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再也复不了课了，建议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尽早寻求新的增长点。”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直言。

监管重点：破解资金难题

梳理近期政策不难发现，虽然监管涉及培训机构的各个方面，但核心还是资金问题，这也是此前多起“跑路”“爆雷”事件中，培训机构最被诟病的问题。

3月21日，海淀区教委发布通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申请线下复课时，必须提交与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所谓的资金“监管人”，即由监管银行免费开设学费资金监管账户，学生预付学费自动存进账户，监管银行再按“一课次一消”的原则，将相应课时费划转给培训机构，申请退费，未上课时学费按原路径退还至学生账户;或采取学费风险储备金形式，确保学费资金安全。

“从现在起，接受资金监管将成为海淀区新审批校外培训机构的必选项。”海淀区教委明确，未来校外培训机构的收费时段、退费比例、退费时限等内容都需要白纸黑字落到明面。据悉，此前海淀区已有60家校外培训机构签署过退费承诺，其余各区的资金监管政策也在推进中。

实际上，“一次性预缴费不超过3个月”在2018年的国办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就有规定，但在近年的实践中未能落实到位。据业内人士透露，如一些小型的“夫妻店”对资金监管认识不足，就是传统的收钱上课模式，一旦遇到疫情这种突发情况，无法应对大规模退费;一些中大型培训机构，则会使用更隐蔽的方法。比如让家长办卡而非付学费，或者说连续报两学期能打折，甚至隐瞒真实收入等，即用各种方法来逃避资金监管。

对于教育部门来说，监管人手有限，长期突击式检查并不实际，后续或更加依赖科技手段。如海淀区教委表示，未来将依托“城市大脑”基础设施，打造教育行政部门、培训机构、学生及家长、第三方金融机构等共同组成的监管联盟链，搭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证照管理、规范办学、教师资格证和中小学在职教师库信息链上核验，学生出勤和学籍比对等全方位、全周期监管。

治标治本：素质教育改革

监管风浪对于教培行业产生不小冲击。华泰证券研报认为，本轮教培机构整治在短期内可能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从长期来看，整治或将加速中小机构淘汰出局，而在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行业需求持续上升，龙头机构最终有望享受市占率提升的红利。

不过，马学雷认为，监管对于大中小型培训机构都是一视同仁的，都得符合规范了才能继续发展。在某头部教育品牌市场部担任短视频平台小课投放工作的小微(化名)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近期各平台严管教育品类，成本上升，但订单数还是下滑严重。短视频主播基本不再接教育品类，怕影响口碑;快手平台上教育品类需要重新申请。”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中小学家长对此态度各异。有认为监管能让校外培训机构更为规范，减少“跑路”风险;也有人认为在“内卷化”背景下，减少校外培训负担过于理想化。

“在这里特别提醒广大家长，要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成才观念，理性地、客观地看待社会培训，不给孩子过多施加压力，科学、适度地安排孩子的学习、生活和锻炼，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吕玉刚在发布会上表示。

“实际上这是一盘大棋，近年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校内基础教育上，这几年努力的方向是更加优质、均衡，包括就近入学、集团化、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对学校评价体系变化等一系列政策都是这个思路。而校外培训作为影子教育，是被视作加重学生负担、强化应试、干扰教学生态的。所以政府一方面大力提升义务教育公平、均衡，另一方面肯定不希望校外培训机构来拉后腿。”马学雷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

对义务教育学校，要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规范作业管理，提高作业设计水平，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的总量。要进一步增强课后服务供给，保障课后服务时间，特别强调课后服务的时间要和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相衔接，进一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和学生的需要。(陶凤 王晨婷)